「從望遠鏡發現新天象（一六〇九年），到顯微鏡發現微菌（一六七五年），

這五六十年之間，歐洲的科學文明的創造者都出來了。」

「我們看了這一段比較年表，便可以知道中國近世學術和西洋近世學術的劃

分都在這幾十年中定局了。」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圖一：《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補編》封面，胡頌平編著（台北聯經出版社，2015 年出版）。《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共 11 冊，三百餘萬字，記錄了胡適之先生學貫中西、立德、立功、立言，豐富多彩的一生。

作為一位 20 世紀上半葉的開風氣之先，並且經久引領風騷的哲學家、思想家、歷史學家和文學家，胡適（圖一，摘自網路）在 1928 年 9 月寫了一篇《治學的方法與材料》長文，後來收錄在他的《胡適文存》三集卷二 。該文中有一段胡適親自製作的中西比較年表，讀來頗為有趣， 而且對於發表已經 90 年之後的現代讀者，這一段比較年表仍然是見地獨到而具有啟示作用。胡適在討論這一段中西比較年表時，一再說明他的一個重要論點，即：

「 從望遠鏡發現新天象（一六〇九年），到顯微鏡發現微菌（一六七五年），這五六十年之間，歐洲的科學文明的創造者都出來了。 」因此，他說：「我們看了這一段比較年表，便可以知道中國近世學術和西洋近世學術的劃分都在這幾十年中定局了。」簡言之，胡適認為中國學術從 17 世紀初期以後走上了「文字考據」之路，而西洋（歐洲）學術走上了「實物驗證」的現代科學之路。這兩種學術都講求證據，但是考據學（或稱「考證學」、「樸學」）只能尊重證據（書本材料），卻不能創造證據；而自然科學的研究並不限於搜求現有的材料，還能以實驗的方法創造新的證據。前者的材料和證據是限死的，而後者的材料和證據是無窮的。

胡適製作的這一段中西比較年表，發人深省，抄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