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阿文寫了三篇波恩的生涯，寫了這麼多，卻總覺得少了點什麼。原來波恩對科學界還有一個非常重大的貢獻，沒有好好地敘述，那就是他的門生弟子。波恩不僅能在工作中認識到這些人的才能，同時還能「讓那些巨星超越過他；對於那些不甚有天賦的，他也能耐心地分配給他們數量可觀卻又足以勝任的工作」。波恩最著名的學生當屬海森堡，喬丹，包立，費米與洪德。除了海森堡之外，其他人阿文都寫過專文介紹，就不在此贅述。
包立:
No time to be brief (上) 來自維也納的猶太神童
No time to be brief (中) 量子革命的黃金十年
No time to be brief (下) 踏入現代物理的瓦爾哈拉
在這裡只是簡單介紹其他幾位波恩在哥廷根時期幾位名聲沒那麼大的學生與助手。由他們的人生故事可以多少反映出那個璀璨的哥廷根黃金時期。
在波恩門生中，有不少人得過諾貝爾獎。除了海森堡與包立分別得到1932年與1945年的諾貝爾獎外，還有瑪麗亞·格佩特-梅耶(Maria Goeppert-Mayer，1906—1972），她是在1963年因提出原子核殼層模型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她也是繼瑪麗·斯克沃多夫斯卡·居禮之後第二位拿到諾貝爾物理獎的女性。
瑪麗亞·格佩特出生於德意志帝國統治下的普魯士王國西里西亞省的卡托維茲（現屬於波蘭）。 1910年，她的父親弗里德里希被任命為哥廷根大學的兒科教授，所以他們全家遷往哥廷根居住，瑪麗亞是格佩特家族中的第七代教授!1924年春，瑪麗亞·格佩特進入哥廷根大學，主修數學。 她曾在英國劍橋大學讀了一年，之後返回哥廷根。當時，女子學校找不到足夠的女數學教師，導致許多女學生在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選擇主修數學。雖然哥廷根大學難得地出現了一位傑出的女數學教授——艾米·諾特，但大多數女性學習數學只是為了獲得教師資格證，畢業後去中學當老師，但是瑪麗亞·格佩特卻走上不同的道路，她選擇攻讀博士學位，而且是物理學的博士。
當時正是量子力學問世的關鍵時刻，格佩特躬逢其盛。在她 1931 年的博士論文中，她闡述了原子可能吸收雙光子的理論。尤金‧維格納後來稱讚這篇論文「清晰而具體，堪稱傑作」。當時，透過實驗驗證她的論文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但雷射技術的發展使得 1961 年首次實驗驗證成為可能，當時在摻銪晶體中檢測到了雙光子激發螢光。為了紀念她對該領域的基礎性貢獻，雙光子吸收截面的單位被命名為「GM」。$1 \text{ GM}$ 等於 $10^{-50} \text{ cm}^4 \cdot \text{s/photon}$。當時哥廷根的氣勢光從她的論文評審是波恩、法蘭克和化學家阿道夫·奧托·萊因霍爾德·溫道斯（Adolf Otto Reinhold Windaus）分別於 1954 年、1925 年和 1928 年獲得諾貝爾獎就可想而知了。
其實在拿到博士學位前，格佩特與約瑟夫·愛德華·梅耶就在1930年1月19日結婚了。梅耶是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的研究員，也是法蘭克的助手。 兩人相識於梅耶寄宿在格佩特家期間。 婚後，他們一起搬到梅耶的祖國美國，梅耶受聘於馬里蘭州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擔任化學副教授。由於嚴格的反裙帶關係規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未能聘用格佩特-梅耶夫婦。 這些規定最初由許多大學制定，旨在防止裙帶關係，但此時已失去了其初衷，被濫用來阻止聘用已婚女性教職員工。格佩特-梅耶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物理系擔任助理，負責處理德國的通訊工作，薪水很低，但有工作場所和使用設施的權限。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裡對量子力學興趣的人寥寥無幾，但是格佩特-梅耶卻很幸運地找到卡爾·赫茲菲爾德(Karl Ferdinand Herzfeld 1892 –1978)一起合作。他們合作撰寫了多篇論文，其中包括與赫茲菲爾德的學生A. L. Sklar合著的關於苯光譜的論文。 她在1931年、1932年和1933年的夏天，回到哥廷根，除了與她之前的指導教授波恩合作之外，並為《物理學手冊》（Handbuch der Physik）撰寫文章。無奈這樣的時光不長。1933年納粹黨上台後，這項工作自然戛然而止，因為包括波恩在內的許多學者都因為1933年反猶太法律而被迫離開哥廷根。不過格佩特-梅耶還是在1935年發表了一篇關於雙β衰變的重要論文。但是沒有料到，她的丈夫居然在1937年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給解僱了! 梅耶自己將這個事件歸咎於物理科學學院院長敵視格佩特-梅耶所引發。赫茲菲爾德也有同感，並補充說，由於格佩特-梅耶、法蘭克和赫茲菲爾德都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有些人認為那裡德國科學家太多了。有些學生也抱怨梅耶的化學課上現代物理學的內容太多。所幸梅耶隨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找到了另一份工作，物理系主任喬治·B·佩格拉姆還為格佩特也安排了一間辦公室，但是沒有薪水。格佩特很快就與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化學家哈羅德·尤里和恩里科·費米成為了好朋友，他們都住在附近的利奧尼亞（新澤西州）。費米請她研究尚未發現的超鈾元素的價電子層。她運用托馬斯-費米模型來計算預測這些元素將形成一個類似稀土元素的新系列。事實證實了她的預測。
1941年12月，格佩特-梅耶終於拿到第一份正式工作，她開始在紐約莎拉·勞倫斯學院教書。 此時美國也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大亂鬥。1942年春天，她加入了曼哈頓計畫。有趣的是這個計劃的大老闆正是當年她連署要求行為收斂的美國佬，歐本海默!格佩特-梅耶接受了尤里在哥倫比亞大學替代合金材料（SAM）實驗室的兼職研究員職位。她被賦予的任務是找到從天然鈾中分離出容易發生核分裂的鈾-235的方法；她研究了六氟化鈾的化學和熱力學性質，並探索了利用光化學反應分離同位素的可能性。雖然當時的光學技術還不夠成熟，她提議的方法當時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但是隨著雷射技術的進步，她的想法後來還是發展出利用雷射來分離同位素。此外，她還為阿伯丁試驗場的ENIAC計算機編寫程序，利用蒙特卡羅方法求解液態金屬冷卻反應器的臨界問題。在芝加哥期間，格佩特-梅耶與化學家雅各·比格萊森(Jacob Bigeleisen 1919 –2010)共同推導了比格萊森-梅耶方程式。這 是一個描述同位素交換反應中近似平衡同位素分餾的模型。
後來格佩特-梅耶還透過哥廷根時代的老友愛德華·泰勒的幫助，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不透明度計畫」（Opacity Project）的職位。這個計劃的主旨是研究物質和輻射在極高溫度下的性質，這是為泰勒的「超級」炸彈——即戰時熱核武器研發計劃——的開發做準備。
1945年2月，梅耶被派往太平洋戰場，她決定將兩個孩子留在紐約，她自己加入泰勒在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研究小組。幸虧梅耶比預期更早從太平洋戰場返回，所以他們夫婦於1945年7月一同回到紐約。梅耶在1946年2月，成為芝加哥大學化學系和新成立的核子研究所的教授，格佩特-梅耶也得以在該校擔任物理學副教授。泰勒也接受了芝加哥大學的職位後，她得以繼續與他合作進行「不透明度計畫」的研究工作。 1946年7月1日，附近的阿貢國家實驗室成立時，她也受邀到那裡擔任理論物理部門的高級物理學家。雖然她曾宣稱「核子物理我一竅不通」，但是她還是接受了。很快地她就在核子物理做出成績來。在1940年代末，格佩特-梅耶在芝加哥大學和阿貢國家實驗室工作期間，建立了一個用於描述核殼層結構的數學模型，並於1950年發表。 她的模型解釋了為什麼原子核中某些特定數量的核子會形成特別穩定的構型。這些數字被尤金·維格納稱為「魔數」：2、8、20、28、50、82和126。據梅耶轉述，格佩特-梅耶是在與費米交談時得到靈感:
費米和瑪麗亞正在她的辦公室裡交談，這時恩里科被叫出去接一個長途電話。他走到門口，轉身問了一個關於自旋軌道耦合的問題。不到十分鐘後他回來了，瑪麗亞開始滔滔不絕地向他詳細解釋。你可能記得，瑪麗亞興奮的時候語速很快，而恩里科總是希望聽到緩慢、詳細且有條理的解釋。恩里科笑著離開了：「明天，等你冷靜下來，再跟我解釋。」
她意識到原子核就像原子的電子一樣，是由一系列封閉的殼層構成的，成對的中子和質子傾向於相互耦合。 她這樣描述這個想法：
想像一個房間裡擠滿了跳華爾滋的人。假設他們繞著房間轉圈，每個圓圈都包含在另一個圓圈之內。然後想像一下，每個圓圈裡，如果讓一對舞者順時針旋轉，另一對舞者逆時針旋轉，就能容納兩倍的舞者。再增加一種變化：所有舞者都像陀螺一樣旋轉著繞著房間轉圈，每對舞者都一邊旋轉一邊轉圈。但是，只有一部分逆時針旋轉的舞者是逆時針旋轉的。其餘的舞者則是順時針旋轉，同時逆時針轉圈。順時針旋轉的物體也是如此：有些順時針旋轉，有些逆時針旋轉。
簡單地說就是假設原子核內的質子與中子都有強大的自轉(自旋)與公轉(角動量)的耦合，這樣就能夠解釋「魔數」。德國科學家奧托·哈克塞爾、J·漢斯·D·延森和漢斯·蘇斯也致力於解決同樣的問題，並獨立地得出了相同的結論。雖然他們的研究成果在1949年6月發表於《物理評論》上，比格佩特-邁耶早，但她的論文於1949年2月收到審稿，而德國作者的論文則於1949年4月收到。 之後，她與他們展開了合作。 1950年，延森與她合著了《核殼層結構的基本理論》一書。 她於1956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60年，格佩特-梅耶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擔任教授。雖然到任不久後就中風，其後仍繼續教學與研究數年。 1963年，格佩特-梅耶和延森因「在核殼結構方面的發現」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一半。 同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另一半授予了尤金·維格納。可惜她得獎後不久就中風，於1972年過世，享年六十五。
波恩的門生中得到諾貝爾獎的還有兩位，但是得的都不是物理獎。讓阿文按照時間順序來介紹，下一位是馬克斯·德爾布呂克(Max Ludwig Henning Delbrück,1906—1981）。他在1969得了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德爾布呂克出生於德國柏林，在哥廷根大學研讀天文物理，後來轉向理論物理。他是於1930年在波恩指導下拿到博士學位，拿到學位後，德爾布呂克曾周遊於英國、丹麥與瑞士之間。在這段期間，他遇到包立與波爾，受到他們的啟發，開始對生物學感到興趣，不過還是繼續研究物理。周遊結束後他回到柏林，一開始他擔任莉澤·邁特納的助理。 在此期間，他撰寫了好幾篇論文，其中一篇描述庫侖場引起的真空極化能導致伽馬射線散射（1933 年）。要等到 20 年後，漢斯·貝特證實了這一現象，並且將其命名為「德爾布呂克散射」。
「德爾布呂克散射」
隨著德國政情惡化，懷抱自由主義思想的德爾布呂克1937年前往美國，並進入了生物學領域，在加州理工學院研究果蠅的遺傳學。同時也逐漸認識細菌與噬菌體。1939年，他與埃利斯（E. L. Ellis）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標題為《噬菌體的生長》（The Growth of Bacteriophage），指出這類病毒的繁殖方式為「單一步驟」，而不是如一般細胞生物是以指數成長方式。儘管德爾布呂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獎學金於1939年到期，但基金會仍安排他前往田納西州納許維爾的范德比爾特大學任教。 1940年至1947年間，他在那裡教授物理學，但是他的實驗室卻設在生物系! 1941年，德爾布呂克結識了印第安納大學的薩爾瓦多·盧里亞(Salvador Edward Luria，1912—1991），盧里亞開始訪問范德比爾特大學。 1942年，德爾布呂克和盧里亞發表了關於細菌對病毒感染的抵抗力由隨機突變介導的論文。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阿爾弗雷德·赫爾希於1943年開始訪問范德比爾特大學。 著名的盧里亞-德爾布呂克實驗，就是在1943年完成的，這些實驗證實細菌對噬菌體的抵抗能力主要來自於自然選擇而非適應性變異。這是個非常關鍵的發現!讓我們稍微回顧一下整個歷史背景:
拉馬克在1801年首次提出生物體在生命過程中為了適應環境而改變（例如長頸鹿伸長脖子夠到高大的樹木才吃得到樹葉），那麼這些改變就會遺傳給後代。然而，達爾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一書中發表了他的進化論，並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反駁拉馬克的觀點。達爾文認為演化並非預先設定好的，而是所有生物體都存在固有的變異，而那些能夠提高生物體適應性的變異會被環境選擇並遺傳給後代。在拉馬克和達爾文的爭論中，達爾文談到了預先存在的變異，但這些變異的本質尚不清楚，必須等到1866年格雷戈爾·孟德爾發表的豌豆實驗才能揭示遺傳學的奧秘。湯瑪斯·亨特·摩根發現，在紅眼果蠅中，一種變異的白眼果蠅能夠繁殖出純白眼的後代，為達爾文的理論提供了支持。然而，對達爾文觀點最精妙、最有說服力的支持還是來自於盧里亞-德爾布呂克實驗，它們的實驗發現了賦予大腸桿菌對T1噬菌體（病毒）抗性的突變在接觸T1噬菌體之前就已存在於菌群中，並非由添加T1噬菌體誘導產生。換句話說，突變是隨機事件，無論其是否最終被證明有用都會發生；而選擇（在本例中是對T1抗性的選擇）則透過保留有利的突變、淘汰有害的突變（在這裡是對T1敏感性的選擇）來指導進化。這項實驗對拉馬克遺傳學說造成了沉重打擊，並為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的巨大進步奠定了基礎，引發了一場研究浪潮，最終發現了DNA作為遺傳物質並破解了遺傳密碼。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德爾布呂克沒有回去德國，而是選擇留在美國，他在范德堡大學一方面教授物理學，一方面進行遺傳學研究。 德爾布呂克在1947年回到了加州理工學院，擔任生物學教授，1969年，他與盧里亞以及阿弗雷德·赫希三人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中研院的詹裕農、葉公杼兩院士當年從物理轉到生物，就是在德爾布呂克門下。1977年，德爾布呂克從加州理工學院退休，但仍保留生物學榮譽教授的頭銜。他在晚年對行為科學產生了興趣，並在1960年代對黴菌行為進行了一些研究，但收效甚微。馬克斯·德爾布呂克於1981年3月9日星期一晚間去世，享年74歲。
波恩的學生與助手中除了有諾貝爾生醫獎得主之外，還出了一位化學獎得主。他就是格哈德·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奧托·朱利葉斯·赫茨伯格，(Gerhard Heinrich Friedrich Otto Julius Herzberg,1904-1999）赫茨伯格最初考慮從事天文學研究，但他申請漢堡天文台的申請被退回，並被建議在沒有私人資金支持的情況下不要加入這個領域。(阿文曰:意思是太窮不適合入行嗎?)。所以當赫茨伯格在約翰尼斯堡高中完成高中學業後，他在私人獎學金的幫助下繼續在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深造。 他在1928年在漢斯·勞（Hans Rau）的指導下獲得了工學博士學位。 1928-1930年 在哥廷根大學博士後研究，師從詹姆斯·法蘭克（James Franck）、波恩。他在哥廷根度過了收獲非常豐碩的一年，他一方面在波恩的研究小組從事理論問題的研究，同時也在詹姆斯·法蘭克的研究所開展甲基鹵化物遠紫外吸收光譜的實驗研究。更重要的收穫是他在哥廷根建立的人脈。在那裡他結識了許多數學和科學界的巨擘，包括年輕的E.P.維格納、F.洪德、W.H.海特勒、L.W.諾德海姆、V.F.魏斯考夫、格佩特與德爾布呂克等人。在哥廷根期間，赫茲伯格還結識了法蘭克研究小組的物理系學生路易絲·厄廷格，兩人於1929年12月結婚。他那套備受讚譽的原子和分子光譜及結構系列教材也是在哥廷根的時期就誕生了：原來是學生請他教授原子和分子光譜的入門課程，因為他們難以跟上學術研討會的討論。埃爾蘭根大學的客座教授G·謝貝就建議他將這些講稿整理成書本出版。最初只有約160頁的入門卷，最後發展成六卷本，超過3200頁，歷時四十餘年完成。成了他一生的代表作呢。
赫茨伯格在哥廷根的研究是理論與實驗交互發展的精彩示範。他根據維格納和E·維特默(E. Witmer)剛剛提出的相關規則，氧分子某些激發態分子態不能解離成「正常」（基態）氧原子。換句話說，這些激發態分子解離後必須與至少產生一個處於激發態的氧原子，所以實驗室觀測到的氧分子的離解能並非兩個基態氧原子。由此產生的能量偏移：由於解離產物的能量高於基態原子，因此必須重新計算打破分子鍵所需的實際能量。由此揭示了先前公認的氧分子的解離能是錯誤的。
此外，他與海特勒合作研究拉塞蒂(F. Rasetti)觀測到的N₂旋轉拉曼光譜結果，他們發現偶數編號的譜線比奇數編號的譜線更強，這意味著氮原子核遵循玻色愛因斯坦統計而非費米統計，這與當時的理論相反。因為當時設想氮原子核是十四顆質子加上七顆電子，質子與電子自旋都是1/2，氮原子核應該是費米子。儘管這一結果是首次表明原子核中不存在電子，但海特勒和赫茲伯格通過提出原子核中的電子會失去自旋，從而失去對原子核統計的影響來解釋這一矛盾。三年後，詹姆斯·查德威克發現了中子，這樣一來，氮原子核就是七顆質子七顆中子，十四顆自旋半整數的粒子組成玻色子，這一結果得到了證實。
赫茲伯格也對洪特的分子軌道理論產生了興趣，並發表了一篇關於成鍵電子和反鍵電子的論文。這引起了當時正在哥廷根訪問的布里斯托大學的約翰·倫納德-瓊斯(John Lennard-Jones）爵士的注意，他向赫茨伯格提供了布里斯托的研究獎學金。他研究了解離前現象，並就此主題撰寫了一篇綜述。他參加了法拉第學會的第一次會議（此後多次參加），並訪問了倫敦的大學，並結識了許多英國科學家。當時，他完成了拿到特許任教資格的程序，並在布里斯托工作一年後，之後被任命為達姆施塔特大學的特聘講師，負責建立光譜實驗室。
1930年回到達姆施塔特後，赫茨伯格建造了兩台光柵光譜儀，一台長3米，用於可見光和紅外波段，他為此從R.W. Wood那裡獲得了一台性能優異的光柵；另一台是2米長的真空光譜儀，用於遠紫外波段。他受邀在許多會議上發表演講，其中之一是著名的“物理週”，主題是多原子分子光譜，由彼得·德拜在萊比錫組織。在那裡，他第一次見到了海森堡、邁克爾·波蘭尼和愛德華·泰勒。由於洪德也在場，赫茨伯格決定闡述他對成鍵電子和反鍵電子的觀點。與泰勒的討論促成了兩年的合作，共同研究多原子分子中電子躍遷的振動結構。他們發現在允許的電子躍遷中，全對稱振動主要被激發，而非全對稱振動變化的躍遷則較弱。 1931年，赫茨伯格成為勞的助手，負責指導學生。他發起了一項雄心勃勃的研究計劃，成員包括學生、來自美國、中國和瑞典的博士後研究員、一位來自德國的高級助手以及他太太，路易絲。
透過拍攝波長達12900 Å的太陽光譜，他們發現了O₂的禁阻1Δg–3Σg（磁偶極）帶。在低解析度下觀測到了O₂的新紫外光譜，其由一系列單Q支（3Σu–3Σg躍遷，ΔK=0）組成，現在被稱為「赫茲伯格帶」。其他研究的雙原子分子包括PN、CP、HCl和BeO（他太太路易絲在布里斯托開始研究BeO，在達姆施塔特以高解析度完成，並於1933年將其作為博士論文提交給法蘭克福大學）。在紅外線波段獲得了多原子分子CO₂、H₂O、HCN、C₂H₂和CH3CCH的光譜，並在紫外波段獲得了C₂H₂、H2CO和B2H₆的光譜。H₂CO的螢光光譜證實了赫茲伯格和泰勒提出的選擇定則。赫茲伯格的實驗室很快在國際上聲名鵲起，吸引了許多訪問學者，其中包括R.S.來自美國的 Mulliken和 F.A. Jenkins。 1932 年，H.C. Urey發現了氘，而赫茲伯格則認識到氘在分子結構研究中的重要性。當來自加拿大薩斯卡通薩斯喀徹溫大學(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 John W.T. Spinks 與赫茲伯格一起工作一年時，他們成功地透過電解濃縮了一匙重水，足以製備氘代 HCl、HCN、H₂O、C₂H₂ 和 CH3CCH 的樣品，並獲得了它們的光譜。
可惜太平日子不長久，1933年，納粹黨頒布法律，禁止娶猶太妻子的男子在大學任教。赫茨伯格當時在達姆施塔特大學擔任講師。他的妻子兼研究員路易絲·赫茨伯格是猶太人，因此他們在1933年底開始計劃離開德國。離開德國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因為成千上萬的德國人試圖逃離納粹迫害，面對重重障礙。 1935年，當赫茲伯格和他的妻子離開德國時，納粹只允許他們帶走相當於每人2.5美元的現金和個人物品。幸虧赫茨伯格先前曾與薩斯喀徹溫大學的客座物理化學家約翰·斯平克斯共事。斯平克斯幫助赫茲伯格在薩斯卡通薩斯喀徹溫的大學找到了一份工作。
到了新地方，赫茨伯格涉及原子和分子光譜學的研究持續開花結果。他因使用這些技術來確定雙原子和多原子分子的結構（包括透過其他方式難以研究的自由基）以及對天文物體的化學分析而聞名。他的研究成就斐然。在物理學領域，他對原子氫和氦的研究，以及對分子氫及其同位素能階和常數的評估，都堪稱卓越。他對多種分子結構的測定，以及對自由基CH₂和CH₃光譜和里德堡分子H₃光譜的發現，都是化學領域的傑出貢獻。在天文物理學領域，他還重現了CH⁺的光譜，證明了其在星際介質中的存在；他還重現了C₃和H2O⁺的光譜，並證實了它們在彗星中的存在；此外，他還觀測到了H₂的四極光譜，並發現了行星大氣中的氫。這些發現為光譜學在宇宙認知方面的應用開啟了新的天地。他著名的實驗室，被譽為“光譜聖殿”，曾是世界各地數百位科學家的家園，並幫助加拿大科學走向國際舞台。赫茲伯格後來在 1971年因「對分子，特別是自由基的電子結構和幾何構型的認識所作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得獎後他於 1973 年至 1980 年擔任加拿大渥太華卡爾頓大學校長。
赫茲伯格在光譜學領域創作了一些經典著作，包括《原子光譜》和《原子結構》。他於1989年重新出版了三卷本的《分子光譜和分子結構》，其中赫茨伯格新增了大量腳註。該系列的第四卷《雙原子分子常數》純粹是一本參考書目，匯集了截至1978年已知的雙原子分子光譜常數（因此也是分子光譜學的參考書目）。這四卷被稱為光譜學家聖經的百科全書《分子光譜與分子結構》。這本關於分子光譜和分子結構的經典著作，至今仍是分子知識的百科全書。赫茨伯格於 1999 年過世，享壽九十四。
波恩的門生在核子物理與分子物理的偉大成就顯然是來自他們在哥廷根學到的量子力學的威力，但是波恩門生影響的範圍遠不止於此，下一回我們要繼續波恩的門生在量子化學，量子場論，甚至核武計畫的重大影響，請千萬不要錯過!
參考資料:
(一)中文，英文，德文維基相關條目
(二)GERHARD HERZBERG PC CC,
Biogr. Mems Fell. R. Soc. Lond. 49, 179–195 (2003)
